我六岁那年的冬天，天出奇的冷，而湍河北岸奇缺棉花，母亲没有能力缝制厚厚的棉衣，一场重感冒过后，我就落下慢性支气管炎的病根!

西药啊，中药啊，从此与我有了不解之缘。方圆十几里，大大小小的乡村诊所，我是进了出，出了进。这个药不中，换那个，换来换去，医生见了我是不是都怕了，我不知道，我已经怕了我知道。

吃着药，我的感冒轻了，不吃药，又严重了，难得全好。而且无论何时，我看起来总是喘微微地，直到来年的春天，天暖和起来，渐渐地才有转机。

医生对我父亲说孩子这病是除不了根了，只能是平时多加注意，提高免疫力，减少发病机会，就会慢慢地好起来，不定哪天就有了奇迹呢?

奇迹到底还是没有显现，眼见着每年的深秋时节，父亲去村北的田间地头采集来细碎的野菊，大包大包地兜回来，冲洗干净上开水锅蒸有几分钟后取出，摊开晾干再装入坛子，封存起来。

入了冬我稍有咳嗽，父亲就往铜勺里放少许香油，柴草火上加热，生鸡蛋磕破了打进去，撒上几瓣封存的野菊花，搅拌均匀，花的香味烧出来后，再倒入几滴蜂蜜，叫我趁热吃。这法子还挺管用，连续吃上几回，咳嗽便减轻许多。

就是这土土的方子啊，一吃就是四五年的光景，味觉里它们早已不再只是药。

离开父亲母亲到乡镇，县城求学之后，还是会遭遇这病灶，不能享受亲人的关爱，只好在它们来“拜访”我时求助于街道的医生。

甘草片儿时常在兜里备着，咳得厉害了就去输消炎水，一输就是三五天，冷冰冰的板凳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手背和臂弯处的静脉血管被医生扎来扎去，瘦弱的我竟然受得住恁多的针扎和换血式的注射，偶尔会生出某种英雄主义情结来。

输液结束医生给我拔针，我总是傻傻地冲着人家笑，可医生从来没有褒奖于我，只是做他该做的事，不紧不慢地，稳稳妥妥地。他会不会觉得，我这女娃神经兮兮的呢?

那是个姓张的医生，是我们小城有名的张庙村出来的一个，每次见他总会嘱咐我很多，嘱咐了又嘱咐。他叫我季节交替时节提前输点液，把我的发病几率尽可能地降到最低。

我不乐意，我自然更倾向于他所说的物理性的预防，吃饱穿暖，运动健身。俗话说得好，能自己好不吃药，能吃药不打针。但我始终相信，他不会因为十几元的医药费而吓唬于我。

身体的缘故，外人眼里我总是单薄而柔弱的。家里面，父亲母亲不会因为我是老大姐而叫我过多辛苦。学校里，劳动课上老师和同学们总是能抢在我的前面，尽管派给我的活计够轻松够温情。

那个叫金阳的她，如清泉般润泽过我。那个叫雪梨的她，如阳光般照亮过我。那个叫辉儿的他，如至亲般温暖过我。那个叫曼丽的她，如姐妹般护佑过我……

我享受着种种的好，仿佛理所应当，这同时滋生了我的依赖情绪。年幼的我，竟因为出身贫寒的自卑感，不善表达，更不敢坦诚。

终于有一天，发现失却诸多可以成长和获得更多友谊的好机会，那刚走近又悄然离开的情意，我不去挽留。

而今，人来人往里无端被委屈时，却总会想起昔日同窗之谊，逝去的爱何等珍贵?想要伸手去抓取，又哪里有影踪?

尚记得有一节体育课，我突然小腹疼痛，班长和两位学姐借来校工地的拉车，送我去了十几里外的市人民医院急诊，百般照顾，爱护有加。

作文课上，我动情挥就一文《阳光之下》。阳光的明媚，同窗的善意，使我激动落泪。

我快要退休的高龄语文老师——严老师，戴上老花镜，把这篇文章作为范文完整地朗读给大家。他声情并茂地读，我们静默无声，仿佛彼此的呼吸和心跳都可以听得到。

胆小而怯懦的我啊，终不敢走上讲台说句感谢的话。这成了此后我久长的遗憾。

多年以后，同学聚会时，我的同学们依然像学生时代般关照于我。酒桌上，一直克制的我忽地站起身，将递来的美酒一饮而尽!痛快，酣畅。从未有过的。

打小不很好的身体，也带来性情的乖张孤僻，走到哪里都像只小刺猬，不敢承受付出未果而可能遭受伤害的代价，不敢承受因为改变而会招致来的非议，与诸多美好擦肩而过。

悲情是我生活的底色，看着别人大笑大哭大闹，我淡然漠然：与我何干?我只是小心翼翼地，行走在我刻意营造的舒适区里，郁郁寡欢。

不得已，又去见了医生，聊了许久。她诚恳地建议我放松戒备，去寻求身心的松弛，渐而乐观面对周遭的一切。

以后的许多年，我尝试着克服一切的病灶和坏情绪，努力工作，宽于待人。闲暇时，我读书自娱，也偶尔划拉几笔，还学习手机摄影，来记录生活。

渐渐地，我感觉到丰盈，愉悦，进而勇敢，坚定。

一度山重水复，一度柳暗花明。在路上的我，还不期而遇这烟火尘埃里谋求诗意的一群写作者。而他们，也仿佛尘世中的一道光，朗照过来，治愈了久病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