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菊花研究的学术版图中，聚焦单一地域且深挖其“任土作贡”历史的专著，长期以来处于空白状态。许满贵先生领衔，与赵钟玉、冀洪策合著的《邓州菊花史探》（上中下三册）的出版，恰如其分地填补了这一重要空白。这部58万字的巨著，不仅是首部以“任土作贡”（释义：根据土地产出情况及地域物产特征制定贡赋品种与数量） 为核心脉络的菊花史专论，更系统构建了邓州菊花“药、食、茶、赏”四位一体的多元价值体系，为国医大师唐祖宣“邓菊甲天下，延寿泽万家”的题词，提供了厚重而坚实的学术注脚。

三重印证：确立“药菊之祖”的学术基石

本书最显著的学术特色在于其“文献考证+考古实证+科学验证”的三重印证研究范式。编者以“无一证无来处”的严谨态度，对邓州菊花的历史进行了系统性重构。

在文献层面，著作钩沉索隐，从东汉《风俗通义》的最早记载，到北魏《水经注》的地理界定，再到北宋《刘氏菊谱》中“邓州黄”“邓州白”的明确记录，构建起跨越两千余年的完整史料链。书中对《新唐书》中“茅菊”为“牡菊”之误的考据纠谬，尤为见其考据功力。

考古证据为历史溯源提供了实物支撑。邓州八里岗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花瓣纹彩陶，将菊科植物与当地先民生活的关联上溯至史前；结合地理沿革与遗址考证，则为“邓州南阳郡郦县为中国菊花发祥地”的论断奠定了考古学基础。

最具突破性的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引入。著作收录的中国中医科学院专项检测报告显示，邓州菊花（尤其是邓州白）的黄酮类等药用成分含量突出，木犀草素-7-O-葡糖醛酸苷为其标志性成分，揭示了其在治疗视网膜及心血管疾病方面的潜在价值。科学数据与传统文献互证，使“药菊之祖”邓菊的地位从文化传说跃升为科学结论，并为产业化开发提供了核心依据。

四位一体：挖掘邓菊价值的立体维度

《邓州菊花史探》超越单一的药史研究，深刻厘清并展现了邓州菊花“药、食、茶、赏”四位一体的完整实用价值谱系。

“药”为其根本。著作系统梳理了自东汉张仲景以降的药用历史，并通过史料比对，确证邓州白菊作为贡品的历史比杭白菊早五百余年，奠定了其在药用菊花中的源头性地位。

“食”与“茶”拓展其应用。从魏晋“采菊为羹”到唐代“菊茶助香”，文献记载丰富。现代科学检测更发现其菊叶中部分有益成分含量高于花朵，为菊花资源的全株利用开辟了新思路。

“赏”则完成其文化升华。从陶渊明的诗意象征，到范仲淹等文人墨客的人文点化，再到明清菊谱的品种记载，邓州菊花完成了从实用植物到审美符号、再到君子精神载体的文化跃迁。书中汇集百余位历代文人的咏菊篇章，正是这一人文内涵的生动体现。

价值重塑：正本清源与地域复兴的双重使命

本书的另一个重大贡献在于文化上的正本清源。针对近代以来将白菊单一关联哀悼的误读，著作以详实的史料证明，白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是高洁、长寿的象征，此误读实为近代经由欧洲、日本“出口转内销”的文化舶来品。这一廓清，对于重拾本土菊花文化的自信与完整意涵至关重要。

同时，著作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与地域建构使命。它不仅在学术上确证了邓州作为中国菊花重要发源地的历史地位，更通过系统梳理，为“邓州黄”“邓州白”的文化品牌塑造、非遗申报以及“邓菊邓瓷”的地域文化符号体系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书中基于历史考证和科学分析提出的品种复育、产品开发及文旅融合建议，彰显了学术研究服务地方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的积极力量。

《邓州菊花史探》的成功，得益于许满贵先生数十年深耕邓州文史的积淀，也得益于赵钟玉、冀洪策等合作者在科学验证与实际编撰中的鼎力支撑。它不仅仅是一部考证精详的地域物产史，更是一部以菊花为切入点，融汇历史学、考古学、植物学、药物学与文化学的跨学科典范之作。

该书以扎实的学术研究，为邓州菊花这一古老的文化符号完成了“寻根”与“铸魂”。它不仅在学术上突破了菊花研究的地域叙事局限，更在文化上重塑了邓菊的核心价值，在实践中为地域文化的认同、非遗的传承及产业的开发指明了路径。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此书的出版，无疑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与深远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