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生真幸运，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总会遇到恩师指点。读小学上中学有启蒙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当生产队长，有教我生产技术的老师;参加工作，有培养我入党的同仁老师;写文稿，有帮我写好文章的全国各级报刊、广播电台的编辑老师……是你们帮我学到了为党为国为民服务的本领。在这里学生发自内心的说：“谢谢恩师们”!

早些年，读小学的我影影绰绰记得，家里供俸敬神的排位上写着：“天、地、君、亲、师之位”的字样，不解其意。随着年龄的增长，文化水平的提高，慢慢才理解：天地生万物，万物养育人，人们敬畏;明君和社会上的仁人志士，重德明志，万人敬仰;父母给了生命并养育成长，感恩不忘;老师无私给人传授知识，功德无量。同天地君亲一样叩拜，理所当然!

毋庸讳言，小时候的我不算好娃。上树掏鸟蛋，下爬雨河，逮鱼摸虾，翻墙越院偷摘邻里的桃、杏、梨、枣，打架骂人，逃学旷课……劣迹缠身的我，至到四年级遇到恩师华远千，才改“邪”归“正”。

华老师是我班主任。一天，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和蔼可亲地说：“小树不扩会长歪，少不学好难成材。”我低头无语，觉得脸上热辣辣的，像火烧，“学习无捷径，勤学路一条，老师希望你好好学习，升入中学，给人生添彩。”华老师的谆谆教导，像黑夜里一盏明灯，照亮了我的心路，作文难写，我不服输，把父母作为写作对象，留心观察他们走路、劳动、接人待物的神态，一遍遍的写，一次次的磨练。《我的母亲》这篇作文上交，老师批语：写的实在，鲜活感人。付出就有回报，一九六四年，我考上了邓县(当时称县)四中(现在的四高中)。

进入中学，外语学的是英语，那咬嘴的发音，难记的单词让我生畏，随着课文难度的加深，老师讲课，我听着如同嚼蜡，上课如坐牢，盼着下课铃声响，曾一度产生弃学的念头。高老师知道后，耐心开导鼓励我：“求知的道路没有一帆风顺，闪光的知识珍珠在山顶，怕难不登山，永远摘不到这颗珍珠，你是勇士，一定能登到山顶，摘到这颗珍珠，加油!”高老师的鼓励，坚定了我学好英语的信心。

当天，我跑到县城，买了盏台灯，晚自习下课后，我不睡觉，独坐教室，练发音，背单词;第二天早上，不等学校起床铃声响，闻鸡起舞，学对话，做作业。日复一日的坚持，英语成绩，成了班里的佼佼者，还参加了英语比赛。

一九八六年，我被聘用到了乡政府工作，一天，我找到党委负责组织工作的张书记，谈了入党的强烈愿望。“党组织是无产阶级先锋的组织，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民族谋复兴”。张书记，这番话我当做座右铭，践行在工作中。组织叫干啥就干啥，从不挑肥拣瘦，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各样工作出色完成。一九九零年七月一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面对党旗庄严的宣誓，捧着鲜红的党证，自觉肩上的担子沉甸甸，听党话，跟党走，成了我一生坚定的信念。

一九九一年，我下乡包村，住在大伯家里。大伯年迈七十，单身，一天大伯患病，高烧、气喘、咳嗽，我急忙找来拉车，一路小跑送到镇卫生院。大夫检查后告知，大伯患的是急性肺炎，输液期间，我守候他身边，不巧，妹妹找我，说母亲也患了病。走，大伯身边无人照看，心不忍;留，那是母亲，不照看心疼。我对妹妹说：“两个老人都需照顾，我留下伺候大伯，你回去照看母亲”。妹妹点头称是。大伯患病的日子，我尽心尽力尽责，扶起放下，熬汤煎药，喂饭洗衣，承担了一个儿子应尽的义务，不忘初心，服务人民。

新闻函授毕业，我决心走写作之路。当时我是农民，农闲我不闲，农忙我更忙，白天一有空，就到本村与邻村采访，夜晚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笔耕。一篇文章，如何让标题醒目，导语鲜活，正文简明扼要，不知要下多少功夫。像铁匠打铁，烧红了打，打凉了再烧，往返多次锤炼，再经淬火，方才成型。在磨练中，我写作水平得到提高，相继写出了《文渠乡八百“土地爷”显灵》《后王村党员架起连心桥》《五年吃喝四十二万，白庙村五名馋嘴猫被查处》等有影响力的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反应。

我从事新闻工作二十多年，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把握好“新”与“真”的原则，无论写人写事，不夸大，不空谈，实事求是，不随意拔高事件的高度，用百姓的话写百姓的事。稿件先后被全国各级报刊、电台采用一千多篇，有些文章还被省市评选为好新闻，我也多次被地市评为模范通讯员，先进新闻工作者。这些成绩的取得，不知倾注了各级报刊、电台编辑老师多少心血，我感激至深。

我今年七十四岁，退休志不退。笔耕不辍，平时写些豆腐块，为党而歌，为新时代而歌，为人民而歌!回望写作路，虽苦也有甜，我决心走下去，写它一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