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十五日，范仲淹在邓州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高度概括了他一生做人之道和为官之本。其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名言传千年而不衰，且历久而弥新。

然而，山巅不是一蹴而就、璞玉需要一点点打磨。《岳阳楼记》并非像小说家们写的那样，是范仲淹在邓州接到《求记书》后的即兴感言，而是从西北构思到邓州，酝酿了十五个月的绝世佳作。

此说怎解?这得从另一位历史人物、范仲淹的好友滕子京说起。

滕子京, 名宗谅，字子京,河南洛阳人。滕子京与范仲淹同年考中进士，二人志同道合，惺惺相惜。1024年，任泰州从事的滕子京，积极协助兴化县令范仲淹修筑捍海堤。1033年，滕子京与范仲淹同在朝中为官，范仲淹任右司谏，滕子京任殿中丞，二人忧国忧民，框扶朝纲，成为政治理想高度一致的同路人。此后虽皆被贬出朝廷，天各一方，但交往一直未断。1035年，被贬任池州监酒税的滕子京邀请贬知饶州的范仲淹同游九华山，看山河锦绣而国之堪忧，内心的愁肠百结无以言表。1037年，范仲淹应邀为滕子京母亲撰写了墓志铭，概述了滕母“柔而明，端而慈，晓文翰，通名理”的高尚品格。1038年，范仲淹知润州，滕子京不远千里专程前去看望，范仲俺吟诗致谢，倾吐在经历了23年仕途风云后对人生本真的感悟和追求。1040年(庆历元年)，范仲淹任西北边帅时，滕子京也被起用任西北泾州知州，二人在战争中密切配合，成为生死之交的战友。在生活中互相顾惜，成为人生之路的知己。

庆历三年四月，范仲淹因守边有功被重用，进京先任枢密副使，八月任参知政事，却在推行庆历新政中触犯了保守集团的既得利益。因当时范仲淹正受仁宗皇帝的信任和重用，保守派们不敢直接把矛头对他，就拿他的好友滕子京开刀，诬告滕子京知泾州时贪污军费，致使滕子京被拘禁审查。当挚友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范仲淹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挺身而出，数次为滕子京辩解。后经查证，滕子京花费的钱款皆用于军饷、犒赏、厚恤将士遗属、奖励羌族首领，只是开销过大，宋仁宗也认为不是大事。但保守派们死咬住不放，宗仁宗为保持朝庭各派势力的平衡，不得不对滕子京进行处罚。结果，滕子京虽免于刑狱之灾，但却被一贬再贬，于庆历四年春被贬到偏远的岳州任知州。

滕子京和范仲淹一样，也是个忧国忧民的好官员。他到岳州后，虽愤郁颇见辞色，但仍孜孜以求地为百姓办事,一年便使岳州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人民安居乐业。当他看到岳阳楼破败不堪时，颇为感慨，决心加以修缮。但重修岳阳楼需要一大笔经费，政府又没钱，怎么办?勤勉与智慧同修的滕子京想出一个非常奇特的办法：他发了一个告示公之于众，凡有多年讨不回来的债务，由政府代为催讨，但条件是献出一部分用于重修岳阳楼。于是债主们纷纷告发，失信老赖们争相偿还债务，很快筹到了一大笔钱。于是，滕子京利用这部分资金几个月便把岳阳楼重修一新。

楼成，甚为壮观，心间一动，该有一篇“记”以张其事。他想起自己的好友范仲淹,便于庆历五年六月十五日写了一封《与范经略求记书》，还附一幅《洞庭秋晚图》，派专使送给了时在西北的范仲淹，希望挚友用他深厚的阅历和斐然的文采记叙一件大功告成的人间盛事。

为什么送到西北而不是邓州呢?这是因为，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受阻伫，于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被罢去参知政事，任邠州知州兼陕西四路经略安抚使，当年十一月又调邓州任知州，在邠州任职没有跨年度。而《求记书》开头写的很明白：“恭投邠府四路经略安抚资政谏议”，时间是“六月十五日”，那这个“六月十五日”当然是庆历五年的六月十五日了。

范仲淹应是在庆历五年六月底收到滕子京《求记书》的。到十一月离开邠州前，历经数月，虽几次提笔，但终因为政务军务繁忙，加之朝中保守派还在制造事端，加紧对他政治追杀，使他一直无法静下心写出让老友满意的文章来。

所谓祸不单行，范仲淹任陕西邠州知州兼陕西四路经略安抚使后，京城中一批支持革新的少壮派相继被赶出朝廷，或革职、或流放。保守派们还造谣说范仲淹和富弼谋图要更换宋仁宗，一时闹得满城风雨。范仲淹意识到继续留在西北，挂着军职，无疑凶多吉少。便向仁宗上《陈乞邓州状》，以疾求解边任 。

庆历五年十一月乙卯(十四日)，宋仁宗同意他的请求，保留资政殿学士的馆阁职称，转给事中知邓州。范仲淹接到诏书后，遂怀揣滕子京的《求记书》，带着病残的长子纯祐，即刻从邠州南下到邓州赴任。眼看将远离经营三年多的西北边塞和追随自己英勇抗敌的将士，不免怅然若失。途经长安时，顺路拜访了市郊深山的隐士魏疏，在《访陕郊魏疏处士》诗中曰:“我亦宠辱流，所幸无愠喜。进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体现了范仲淹宠辱不惊的襟怀。在长安还拜访了连襟郑戬，两位“共上青云路，相看白发人”的老者相见更是感慨万千，大醉方休。范仲淹赋诗《过长安醉别资政郑侍郎》，同样表达了“有为须报国，无事即颐神”的坦荡心境。途经河南郏县时，他想起曾和自己一起抗击西夏、正丁忧在家的田况，便顺路拜访。不巧田况外出未归，便留信一封，说自己到邓州之后，要利用空闲时间，“亦且读书，涉道贵深，退即自乐，非升沉之可摇也。”到邓州后给相邻的好友光化军知军李简夫的《依韵酬李光化见寄》诗中写道：“欲少祸时当止足，得无权处始安闲”。还给韩琦和朱家侄儿写信，对自己能退守邓州十分满意。经过大起大落，范仲淹已对功名利禄、荣辱进退更加看淡看薄，心情舒缓，精神释然。

邓州是个好地方，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夏、商、周三代为国，公元前678年归楚，设穰邑，秦设穰县，隋开皇三年(583年)置邓州。北宋的邓州，又叫南阳郡，辖穰、南阳、内乡、顺阳、淅川五县，是北宋的粮仓和战略要地。北宋时出知邓州的，多为中央要员，有张永德、赵普、寇准、张知白、张师徳、谢绛、孙甫等20多位。他们知邓前后，或为宰相，或为重臣，或为名将。范仲淹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来知邓州的。

范仲淹知邓州时，已58岁，不但政治上遭受打击，而且疾病缠身。但他坚持以民为本、造福百姓的执政理念。一到任就孜孜民事、重农桑、兴水利，惩贪官、保平安，办学校、兴教育。很快便使邓州政平讼理，呈现一派太平盛世景象。他的诗句“庭中无事吏归早，野外有歌民意丰”即是明证。

由于邓州民风淳朴，政事绝简，范仲淹还把寄养在京城的子女接到邓州。庆历六年(1046年)七月，他的新婚妻子张夫人又为他生了个儿子范纯粹。此时的范仲淹，合家团圆，其乐融融。在妻子的精心照顾和诸子随侍的亲情滋养中，在众多邓州文雅幕僚的真情陪伴下，过上了一段难得的惬意时光。心情好，病也好多了，其间所作诗文就有86首(篇)之多。

在这样的社会和家庭环境中，范仲淹便有时间静下心来回顾总结一生的从政得失。自己立志报国，却落了个四起四落的下场，到底应当怎样做人为官呢?同时，他深知滕子京这次遭贬受打击甚大，担心老友忧谗畏讥、意志消沉，闹出什么事来，一直放心不下。

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十五日，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当范仲淹在春风堂再次阅览滕子京的《求记书》时，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从同年参加科举到泰州共事，从同朝为官到西北共同御敌，一幕幕往事浮现在眼前。由于新政失败，一大批志同道合、锐意改革者遭受打击，滕子京更是首当其冲，遭贬远乡。自己的政治抱负也付之东流。但是，范仲淹“不以毁誉累其心，不以宠辱更其守”，坚信自己的政治抱负是正确的 。为规劝老友，也为了表达自己的做人为官之道，同时回应保守派们对他的攻击。于是，一篇酝酿了15个月的《岳阳楼记》在邓州花洲书院春风堂诞生了。从西北到邓州，蕴藉许久的澎湃心潮在瞬间凝聚成世世代代传唱的经典。

《岳阳楼记》之所以千年不朽，不但因这篇仅有360余字的短文，结构严谨，字字珠玑，文情并茂，气势磅礴，成为文学宝库里的一篇瑰宝;更是因为它蕴含的崇高精神境界。文章楼记不记楼，而是从写景状物入手，达到抒情明志。《岳阳楼记》中阐发的忧乐精神，不但传承了先贤们忧乐观，而且更有创新和超越。他把中华民族传统的爱国爱民思想发展到了极致，成为历代仁人志士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也成就了邓州人骄傲千年的邓州精神!

(作者为邓州市政协原主席、邓州市范仲淹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