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元元年(1038年)正月，范仲淹离开饶州，调往润州(今江苏镇江)。

润州原有府学，但规模甚小，地方官又不重视教育，府学破败不堪。范仲淹到任后便醵资扩建，置义田为办学之资，添购图书，使府学焕然一新。他还特意延聘知名教育家李泰伯(李觏)前来讲学。范仲淹在百忙中还为学生讲授经学，并多次到学校视察，于是润州文风大盛。

庆历五年(1045年)五月，范仲淹以资政殿学士兼陕西四路沿边安抚使身份知邠州(今陕西彬县)。上任伊始，便把兴建学校作为头等大事来办。当时的州学在孔庙内，范仲淹莅任的第三天便去视察学校。主管学校的人说，奉诏建学，所需物资及生员均已齐备，但夫子庙地方太小，办学不便，因此群情不安，建议把学校搬迁到邠州府衙的东南角。范仲淹当即批准，连孔夫子庙也一并迁去重建。次年夏天，新校址落成，师生们切磋经典的讲堂、庋藏图书的书库以及环绕长廊而建的140间教室都宽敞明亮，士子们来此求学者络绎不绝。

庆历五年十一月，范仲淹奉调知邓州(今属河南)。邓州旧有名胜百花洲，范仲淹的同科进士谢绛任邓州知州时将其修葺，并在洲畔建览秀亭，供人憩息。范仲淹知邓州时，百花洲已荒凉破败，览秀亭也只剩下了断垣残瓦。范仲淹出资修葺百花洲，重建览秀亭，又在东南角城墙上建春风阁，在百花洲建花洲书院，于庆历六年(1046年)中秋节竣工。从此这里弦歌不辍，莘莘士子负笈求学者络绎于途。曾任知开封府、御史中丞的邓州人贾黯，官至宰辅的范仲淹次子范纯仕，北宋哲学家张载，以大学士身份知邓州的韩维，知邓州的谢绛之子谢景初，均在花洲书院师从过范仲淹，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范仲淹知邓州时已58岁，到了垂暮之年，身体每况愈下，且调动频繁，不遑宁居，在杭州、青州任上没有精力办学，迨至嘉祐四年五月，64岁的范仲淹便一病不起。天不慭遗一老，倘能假以时日，相信范仲淹还会继续办学!

精心擘划 传经布道

陈寅恪先生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序〉》一文中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这是说中国文化至宋代，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宋代文化如此辉煌，范仲淹功不可没。邓广铭先生在《论范仲淹的师承》一文中说：

尊北宋一代学术之先河的，以胡安定(瑗)和孙明复(复)二人为最者，而胡安定之得以为苏州府学的教授，以及以白衣召对崇政殿，做秘书省的校书郎，全出于范文正的聘请和荐举;孙明复之得为国子监直讲，是范文正和富文忠合力推荐的。而张横渠的致力于正学，也是因为范文正公曾授以《中庸》而到鼓励的。因此说范文正公对于北宋一代的学术具有开创风气之功，是并不过分的。

说范仲淹对宋代学术有开创风气之功并非溢美之辞。受范仲淹教诲而成为一代名臣的，邓广铭先生提到了胡瑗、孙复、张载3人。其实受过范仲淹指教不止这几人，举其著名者还有富弼、张方平、狄青、李觏、贾黯、谢景初等人，他们均是一代名臣。

范仲淹是如何重教兴学，传经布道的呢?窃以为有如下几点：

第一，陶铸人才，必重庠序。

范仲淹认为，“庠序者，俊乂所由出焉。三王有天下各数百年，并用此道以长养人才。材不乏而天下治，天下治而王室安，斯明著之效矣。”庠序即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三王(夏禹、殷汤、周文王)之所以能奄有天下，就是因为学校培养了大批人才。有了人才天下就可得到治理，天下得到治理，王室才能安定。又说：“夫庠序之兴，由三代之盛王也，岂小道哉?孟子谓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一乐也，岂偶言哉?行可数年，士风丕变。其择材之本，致理之基也。”在《上时相议制举书》中范仲淹又重申了这一主张：“夫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要陶铸人才，必先设学校，没有学校，一切都无从谈起。

第二，兴学重教，必重六经。

范仲淹认为，要办好学校，千头万绪，最重要的是开设什么课程。针对当时人重词赋、轻六经的倾向，范仲淹提出：“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圣人关于法度的言论在《书经》(即《尚书》)之中，关于天下安危的言论在《易经》中，天下得失的教训在《诗经》中，是非之辨在《春秋》一书中，天下之制度在《礼记》中，万物之情存于《乐书》中：“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经，则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几，陈得失之鉴，析是非之辨，明天下之制，尽万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辅成王道，复何求哉!”只有学好六经，才使治理天下，辅成王道。范仲淹提出这一建立时，宋朝施行的是“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士皆捨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况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将何以救?”学生不学六经，学的是辞赋、墨义，这是捨大方而趋小道，这种人才再多，但有才识者太少，不能解救国家的危困。范仲淹针贬时弊，大声疾呼，学校要开设六经，真是振聋发聩之举!

第三，言传身教，重在教师。

教师的职责就是传道、授业、解惑，一个学校能否培养出优秀的治国人才，关键在于教师。范仲淹就是博学洽闻、育人有方的大教育家。他“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尝推其奉(俸)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又“汎爱乐善，士多出其门下。”他还多次推荐耆宿名儒胡瑗、孙复、李觏到州学、太学任教。他建议：“今诸道学校，如得名师，尚可教人六经，传治国治人之道。”因此，他敦请“诸路州郡有学校处，奏举通经有道之士，专于教授，务在兴行。”兴学重教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得到了宋仁宗的认可。“庆历新政”虽然因触犯了戚畹权贵的利益而被迫中辍，但范仲淹倡导的兴学重教精神仍得以延续。范仲淹是名副其实的教育家。

(任崇岳，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