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父亲工作地点的变动而迁居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1968年秋，我们全家从外地搬回了老家邓县罗庄公社青冢大队坡杨村。

我也从位于赵集的县第十三中学转学到了青冢学校，插班上初中一年级。

上学的第一天，随着上课的钟声响起，班主任老师站在教桌前说：“同学们，今天有王‘先儿’给我们上医疗卫生课。”我感到很好奇，心想：我这几年已在四所学校上过学，从未听说设置有什么医疗卫生课，怎么老家的“戴帽”中学还有这样一节课?

“戴帽”中学是指当时为了普及教育，在完全小学的基础上新增的初中班。我正纳闷，一位清瘦而干练的中年人走上了讲台，给我们讲起了针灸治病的原理、方法及针灸的穴位。他边讲边用银针扎进自己左手腕上的内关穴，向同学们做示范，让大家记准穴位和用针要领，还把随身带的十几根针灸用针发给同学们，让同学们在手、腿上练习找穴位，体验针刺穴位时神经系统产生的酸麻感。他讲的语言精炼，条理清楚。一节课下来，我就基本上知道了针灸治病的简单常识，记住了合谷、内关、外关、曲池、足三里等常用穴位及主治范围。

我不禁对王“先儿”肃然起敬。

以后每隔半个月左右，王“先儿”就来给我们几个班轮流讲课，内容除了针灸，还有生理卫生、土单验方治病、采集种植中草药的知识。这些知识的学习，使我在以后的生活中受益匪浅。

过后我知道，王“先儿”叫王世泽。“先儿”是我们当地对医生的尊称，也有人直称之为王大夫或王医生。他是大队的村医。

王医生就住在我们村里。母亲让我称呼他为“王叔”，说这是按青冢村我姑奶家的排行叫的——因为王医生的妻子也是青冢村人，娘家就在我姑奶家房后不远处。但我姑奶家姓刘，而王医生的妻子姓王，我不知道她们两家有啥亲戚关系，反正我“王叔”“王叔”地叫，王医生也就亲切地答应着。

王医生是白牛公社王冲人，生于1923年。小时家境贫寒，早年在家乡的一个药铺子里当过学徒。上世纪四十年代初，邓县修建湍惠渠，在罗庄修坝拦住湍河，向赵集、裴营等地修渠灌溉农田，其中一部分受惠地方还是自流灌溉。当时全县各地都派有民工，我们村子紧邻规划中的湍惠渠段，村子里成了“段”指挥部，除了住一名工程师指挥挖渠，还住了一部分民工。王医生当时是民工，因为干过跟“医”和“药”沾边的活，懂些医理药理，就成了临时的小医生。那时农村缺医少药，哪位民工或村子里谁家有了病人，只好请他给治一治。经他治过的病人，大部分都好了，以后附近村子的人也来找他看病，他慢慢地就有了名气。

渠修好了，民工撤走了，但王医生不愿走——他在这儿住得与乡亲们有了感情;而乡亲们更不愿他走，他们觉得有王医生在，看病吃药方便，花钱又少。但怎样才能留住王医生，把他的心拴在坡杨呢?几位老人商量出一个办法：把紧邻的青冢村里貌美的姑娘王朝云介绍给王医生。可招亲的倒插门女婿名声不好听，会招人看不起，所以就在坡杨村择地盖了两间房子，把王姑娘娶过来成了亲，王医生就算是坡杨人了。坡杨村也在方、宋、杨、刘四姓之外，又加了个“王”姓，变成了方、宋、杨、刘、王五姓村。

王医生聪明好学，除了种地、给人看病外，一有空就看医书，字也写得不错，算是村里有点“墨水”的人。解放后，他还担任过十林区高庄公社联合诊所的所长。联合诊所撤销后，他回到我们大队当大队卫生所所长，成了一名“赤脚医生”。“赤脚医生”是当时社会条件下，全国对乡村医生的统一称呼，也就是不脱离农业生产、不发工资，由生产队记工分给予一定补贴的村医。王医生当时除按劳动力记工分外，大队每月还补助他8元钱。

大队卫生所有6名医生，其中一位既是医生也是司药，吃住都在卫生所。6名医生的家庭住址分布在大队所辖的3个自然村，平时也参加生产队劳动，有病人需要治疗则可以不上工。看病、开处方、配药一般都在大队卫生所，几位医生均配有药箱，里面装有一些常用药品和急救用药，作为夜里有病人用药或急救病人的备用药品。

王医生不论刮风下雨，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总是随叫随到，热情周到。而且他平时就注重防治结合、以防为主：总是利用大队放电影前或是开群众大会前，讲上几句，宣传常见病、季节性传染病的防治及保健强身的知识;到了春季，就带队采挖茅草根、蒲公英根、地丁根，发到各生产队和学校，熬成“三根汤”分给群众饮用。1973年至1974年，国家连续两年向群众分发防治疟疾的药片，王医生按照上级“为人民服务完全彻底，发药到手不吃不走”的要求，和其他医生一起，把药片分发到每一户、每一个人，看着乡亲们把药片吃下去才离开。最终，我们这里的疟疾被彻底消灭了。

实行合作医疗后，群众每人交一元钱，治小病不再收费，治大病按比例由大队给予补助。每年群众交的二千多元钱，加上上级各级的补助，不精打细算很难维持。王医生就和其他医生一起种药：大队给拨了10亩地，医生们自己种起了柴胡、丹参、麦冬、荆芥、紫苏等中草药，几人轮流日夜管护，一有空就除草、施肥。到了秋末，他们还会到内乡县的深山里去采药，然后用架子车拉回来。平时，他们也会到各生产队和群众家里，搜集茄根、辣椒根、桑叶、荷叶、鸡内金等，用土单验方给群众治病，还真治好了不少疑难杂症。

渐渐地，我们大队的卫生所出了名，有领导来考察，也有人来参观取经。大队的群众，除了夸青冢在外边工作的“官”多，就总在夸卫生所，特别是夸王医生。

随着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大潮对卫生事业也产生了一定冲击，很多村卫生所名存实亡，医生们纷纷搞起了单干。虽然我们大队的卫生所也随着大队名称的改变，改称为“村”卫生所，但卫生所没有散;王医生一心为乡亲们服务的热情，也没有变。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忙碌着，人们仍然尊敬地称他为“王先儿”。也正是在他的带动下，带出了同样受人尊敬的“周先儿”(周畅然、周廷政)、“刘先儿”(刘国义、刘祖尧父子)，还有其他一些我现在叫不上名字的医生。

1984年10月，王医生去世了。乡亲们都很痛心，纷纷前来为他送行。他静静地躺在村南紧邻村子的地方，身边躺着他恩爱的妻子。他在部队工作的儿子为他立了一块碑，碑文很短。但乡亲们的心中也有一块碑，碑文很长——那上面写满了他四十年的行医路、深夜里的叩门声、从不推辞的背影，以及一个“先儿”对一个村庄最朴素的承诺。他们记住了，永远记住了那个瘦高帅气的“王先儿”——王世泽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