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州自古人杰地灵，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有着尊重儒学，重视文化教育的优良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培育出众多的历史文化名人，各领风骚，垂范后昆。

不必说春秋时期“邓国中兴之君”的吾离，单以汉代出身邓州的名医张仲景而言，千年来被尊为“中华医学之鼻祖”，其所著的《伤寒杂病论》影响至今，其内科诊治的许多药方，一直到现在仍在使用。如“六味地黄丸”是极受海内外欢迎的丸药，其作用是三味药泻，三昧药补，这样起到平衡作用，符合中医理论的依据——易经后天八卦的阴阳五行相生相克原理。我的一位印尼朋友不吃其他补药，就服六味地黄丸，五十多年了，乌发明眸，身体十分健康。

北魏时期在邓州的军事家杨大眼，对学习文化有独到之处，他的学习多用听读方式，邓拓著的《燕山夜话》称为“耳读法”。杨大眼造像记(墓志铭)又是北魏书法组碑《龙门二十品》的主要代表作品，千年来受到书法界的好评。

与邓州有关的唐宋八大家代表韩愈，边塞诗派代表岑参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

北宋著名的宰相寇准曾知事邓州，邓州人民不忘其德立祠纪念，“寇准背靴”也成为民间流传故事与戏剧题材。

明清以来邓州文人更多，说明了这些出类拔萃的人物与范仲淹的继承儒学、提倡“先忧后乐”的思想互为映照，一脉相承，为研究范学提供了广泛的人文基础。

邓州留下许多研究范学的文献资料。在花洲书院里，有历年流传的许多碑记，告诉今天的人们书院的变迁状况、人物活动的来龙去脉，讴歌范公的著作以及史料文字，为今天范学研究铺开了一条广阔的道路，这是邓州自宋代以来重视与发扬范仲淹文化的历史佐证。正如明代李蓘在《春风阁记》所言：“一登览而忧乐系之，一忧乐之间，而设施拯救之方，皆可随时相地而广图，使吾民涵育生遂，常若万物之鼓于春风，发荣滋长，不可沮遏，以永有太平之乐，此希文所以制名之意也。希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治邓也，有惠政，民怀之不忘，而后为宋之名相，虽至于今，而斯阁之名，犹炳炳未泯也。”又有王聘撰文记述范仲淹“公余与民同乐，故公有诗‘春风堂下红香满’之句”，认为“希文之事业，昭垂青史;希文之德政宦迹，遗爱穰人，流芳穰土。先后五六百余年，中间而废而兴。”

修葺书院成了历任治邓知事的传统，也使发扬光大范仲淹文化形成了一个氛围，企慕前贤，修复古迹，弘扬儒学，成为一个志向。作为政府行为，提倡是举，绅民共襄，重视书院的教育和人材的培养，成为邓州责无旁贷的事业，这与范仲淹在邓州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岁序时进，政通人和。为弘扬范公功德，保护文化遗产，开发旅游资源，提升城市品位，邓州有识之士聚于政府领导之下，搭建范仲淹文化平台，以花洲书院作为范学研究的载体，群策群力，数任党政领导全力支持，积极带头捐款，带动一批经验丰富的离退休老同志发挥余热，尤其是市政协原主席杨德堂先生，担任修复委员会主任，考察国内有关范仲淹足迹所至之处，整理出大批有关史料，克服资金、设计等诸方面的困难，于2005年重新修复了以古建筑为主颇具江南园林风格的花洲书院。

邓州花洲书院以《岳阳楼记》为范学研究的一面旗帜，以“先忧后乐”精神作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思想理念，与海内外范学研究者和范氏后人广泛联系，互相交流，从而扩大研究视野，开拓范学的范围，使以邓州为平台的范学研究走出南阳，走出河南，面向全国，面向世界。

(本文节选自《邓州在范学研究中的历史地位》一文之第三部分，作者范文通系范仲淹29世孙、中国书协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