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如一匹小马驹，跑得飞快。一进腊月，那首老歌谣便在耳畔响起：“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二十三，炕灶干;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杀年猪;二十六，磨豆腐;二十七，杀只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买壶酒;三十儿，捏鼻儿;初一，拱脊儿。淋淋啦啦到十五，十五过罢年才去。”

在老日子里，年是慢悠悠走来的。过年的食材，是一天天凑齐的。从腊月二十三起，每一天都有细致的安排，每一桩安排里都带着精打细算的印迹。那时的年，“吃”是主色调，一切都绕不开吃喝。也难怪，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能吃得稍好一些，便是最朴素也最真切的梦想。对那顿好饭好菜的渴望，在心底攒了一整年，直到岁末才终于爆发。即便再拮据的人家，也总要割上一块刀头肉，敬一敬祖先，告慰他们在天之灵：一家人在这人间过得还算殷实。供案上那方肉，既是敬奉，也是一份体面——是日子好转的凭证。同时也敬一敬财神爷，求他保佑来年财运亨通，猪长得快，财源滚滚来。

杀年猪，便成了腊月底最值得围观的盛事。

一过二十三，杀年猪就拉开了帷幕。人民公社时期，私宰是不被允许的，须由公社食品站统一操办。腊月二十四这天，食品站的工作人员会提前下到包干的大队，在村里设起临时屠宰点。各家各户散养的猪——便是如今我们口中所说的“土猪”——赶在二十五日清晨被牵到屠宰点。工作人员挨头验膘：膘肥体壮、分量超过一百二十斤的，便用剪刀在猪身上剪出一个“一”字印记，次一等的剪“二”，再次是“三”，收购价也依次递减。若分量不足、不见膘水，食品站是不收的。

于是，人们围在屠宰点，等着这些生猪一头头被宰杀。人群里少不了一群孩子，他们未必懂得秤上斤两的分量，最心心念念的，是能讨到一个猪尿脬，吹足了气，当皮球拍、当气球耍。当年，我也挤在人堆里踮脚张望，却始终没能得到过一个猪尿脬，更不曾举着那充了气的玩意儿，在伙伴中招摇过市。

围观的大人则不同。他们是来买肉过年的。目光从头到尾，都死死盯在那几头印着“一”字的肥猪身上。那年代，人们肚里最缺的就是油水，若能割上一块膘肥油厚的肉，便是顶顶体面的年货。退一步，能抢到猪脖子上的那块刀头肉，也心满意足。可不少人家，翻遍口袋，也只够割下一斤上下的刀头肉，拎回去供奉祖先。

岁月流转，养猪早已成了规模化、市场化的产业。农家散养的土猪，只在偏远山乡还能零星见到。土猪肉，渐渐成了稀罕物。过年能吃上一口土猪肉，反倒成了奢求。这奢望，把土猪肉的行情一路推高，一斤要比普通猪肉贵上两三块，有时甚至高出七八块。人们青睐它，是因它养得久、喂的是粮食，肉质紧实，肉味纯正，没有瘦肉精，没有催长素，吃起来格外香。

有些养猪人看准了这趟“快车”，便在猪崽阶段先用饲料催架子，等猪长足了身坯，再改喂粮食育肥。这样的猪，照样卖出土猪肉的价。

我的老父亲，大半辈子不沾荤腥，近几年却开了戒。只是他这戒，开得挑剔——只能吃土猪肉。但凡换上别的猪肉，吃下去不一会儿，身上就泛起一片片风湿疙瘩，痒得坐立不安。而土猪肉下肚，便什么事也没有。父亲就这样，成了辨识真假土猪肉的“土专家”。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日子宽裕了，人们对肥油的渴求一日日淡下去，对食品安全的警觉却一天天高起来。那种“一年到头就盼这一顿肉”的年月，早已远去了。如今，家家户户日日有肉，天天都像在过年。年味是淡了，可土猪肉的香气，依然牢牢勾着人们的念想。

我信，总有一天，土猪肉会回归它本分的价格。而市面上寻常售卖的猪肉，也终将像土猪肉一样，让百姓吃得香、吃得安、吃得放心。到那时，父亲这个“土专家”，怕也派不上用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