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是“十年寒窗苦”的莘莘学子经历“国考”的日子。

这些天，我脑海里总晃动这样一个镜头：漫天飞舞撕碎的课本和十八九岁孩子家稚气不脱的笑脸。

儿子十八岁，正在备考。过了这两天，算上他我家已有三代人经历高考。

我的父亲出生在偏僻山村。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一个夏天，他背着红薯面馍和同样几个十八九岁的伙伴结伴步行百十里，到“地区”参加了高考。而当成绩确定他将成为大学生时，纠结在家人心头的却是“愁”，去大城市的盘缠、四年高校生活的费用怎么办?毕竟，大城市不像小村镇，可以用几枚鸡蛋或一瓢面换些生活必需品。所以，直到六十多年后的今天，父亲仍对他的乡亲充满感激：不是左邻几枚鸡蛋右舍几瓢面襄助，他那张录取通知书可能就压在了箱底，随岁月成为往事记忆。

八十多岁的父亲念念不忘的不仅是感恩，还有时常的絮叨和怀旧。他说不是高改变了人生轨迹，或许他今天就是个“种地、养猪”的主儿。在他居住的小区，因为物业不允许养猪，不大的院子里他每年都会种些庄稼，籍此怀念挥舞不去的“老家气息”。

高考改变的何尝是某个人的命运呢?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我参加高考的时代。在一个县城，我和一班农家孩子呆了三年。那三年，我听到颇多老师这样教育学生“你想不想吃卡片粮了?想吃，就给我好好学!”那年月的“卡片粮”，其实就是城市户口。那时候，没有进城务工的觉悟，有的就是通过高考当城里人这样“独木桥”式的向往，为了这个目标，不知多少农家孩子苦熬熬苦，甚至个别学子而立之年还瞒报着岁数一再复读。

我的考场离家有些距离，独自骑着辆破自行车往考场去时，心里只有紧张和企盼，且对当时含中专在内只有三分之一升学率的忐忑。那时候，考场外基本没有父母“陪考”，一切貌似听天由命，实则涌动改变身份的热切。

再有几天，就是我家儿子参加高考的日子。这些天，他已由每晚零时上床升级到了凌晨一时许。以致我不得不精确时间至分，柔声细语在黎明六时二十五分叫醒他。但其实，我心里满盈纠结：希望他再多睡会儿，哪怕一分钟;怕他不起来，不吃我每晨五时十八分开始给他熬的粥。这样的日子，已持续六年。

三年前，我貌似玩笑地跟他商量过：“咱到乡下包块地养猪吧?”他搞笑地扭脸望着我，只答：“不干!”简捷而不假思索。当时的场景是这样的：他趴在闪烁着顶灯和台灯光线下的书桌上写着，时间是夜里十一时许，而我则躺在他身后的小床上，不时冲他偷眼睃去。

居城，给了我霓虹斑斓，给了我喧嚣聒噪，同样也给了我压力。压力，何尝是给了我呢?还有我的儿子。我想让他放松轻松，快快乐乐，真真实实活着，而“应试教育”带来的“快乐”却是让孩子从几岁开始变成了机械，已不再是独木桥的桥上，为了“重点”、为了将来不一定就是自己喜爱的工作环境，挤啊挤的你追我赶，那种感觉，肯定不是高考过后撕碎课本和稚气不脱的笑脸所能表达的宣泄。

想想那些家长在考场外等候时的表情，其实我知道，我的父亲没人陪考，我没人陪考，但这个六月的这两天，我会和众多家长一起，眼巴巴地候在考场外，焦烁不已。